对此，优林表示反对，他说：“贵政|府在苏俄国面临严重压力时先是强征中东路，接着又索取罕奇海岸，为了贵我双方的友谊，我们几乎无条件地答应了。但是蒙古是我们苏俄在远东地区的生命线，而且我们在蒙古有传统的利益，希望少帅先生理解。我们国内目前的不利局势只是暂时的，我们也不想为了欺骗贵政|府而搞一套权宜之计。为了贵我双方的长计久安，我们可以在中东路问题上退一步，但是少帅先生也要在蒙古问题上让我不至于空手而归。毕竟，蒙古不在贵政|府的掌控之下。我担心，如果因此而激怒我国政|府，我们先前努力得来的成果将付诸东流，我们一贯所抱持的对贵政|府的支持态度会有所变化。”
这是威逼加利诱了，以张汉卿的精明，他不会听不出来。表面上，优林给出了很好的条件，承认中东路的归属，这对东北自治政|府是个利好消息；而蒙古问题，反正又不是他张汉卿的！只要东北自治政|府率先承认苏俄在蒙古的利益，相当于在民国中|央政|府和自治政|府之间打了根楔子。有了这个由头，将来苏俄人一定有办法和中|央政|府之间发生点什么故事。
但是张汉卿不会做李鸿章，虽然对这个人的评价在历史上颇有争议。
“优林先生，我听了你的高见，忍不住想驳斥几句：你们谈判，是颠来覆去谈个没完吗？中东路和摩阔崴问题已经有了结论，你仍然在这里拿来和我做交易，你不觉得可笑吗？贵国的列宁再三宣称要放弃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俄蒙条约》已经严重伤害了中国的主权，自然应该在废除之列，你也拿这个来做交易，想让我说什么？是质疑你们的诚意吗？”
优林面对咄咄逼人的张汉卿，任他口若莲花也没有办法去反驳，再说他接到的指令是尽量达成与中国的谅解，种种寸土必争的辞令不过是俄人习性和作为外交官的职责。在张汉卿的强硬下，他准备妥协：“苏俄政|府并无意把旧约强加给少帅，我们只是为了保卫西伯利亚而做出的预防性对策…”
张汉卿脱口而出：“蒙古的稳定，我们已有对策，我想用不了多久，奉军就可以稳定蒙古的局势，从而保卫西伯利亚的安定！”
苏俄政|府是务实的。在四面反对力量环卫的情况下，关键是掌握了东北军政力量的张作霖政|府对旧俄国在东北的利益进行了彻底的清扫，使得无论俄国新党旧党都无从有崛起的机会，也就在事实上取得在北满铁路的全部控制权。在面临外国干涉军的实质性的威胁下，贸然与地区军事实力强劲的奉军冲突非妥善之策。
所以临来之前，苏俄政|府已经授意优林：“（谈判）这个事实本身，可能会被敌对集团利用，作为苏俄同中国尚存在某种矛盾的证据。所以，在某些时候，可以做一些退让。”
所以，优林让步了。
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张汉卿提出：“目前中俄两国都处在分裂与威胁之中，更应携手前行，互为倚角。中俄边境特别是东北与远东边境应该是和平发展贸易互利之通道，苏俄国可以从中国取得粮食等初级原材料，中国也可由此获得发展工业所需的设备机器。此外，东北自治政|府会将敦促中|央政|府尽快开放和俄国的正常贸易关系。”
实际上从苏俄归还摩阔崴海岸之后，他们与奉系的联系便密切许多。在政治和军事上因为都面临日本压力而互通有无，在经济上也开始互相促进，边贸重开也已经在协商中，双方的感情日益加深。
这一表态打动了优林，也给了苏俄摆脱困境的希望，苏俄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因为毗邻东北，也同样处在日本的时刻威胁和经济控制之下，因此对缓和对华关系和开展中俄边境贸易情有独钟。
于是在1919年初，东北自治政|府正式和苏俄驻远东代表签定和平协议，略谓：俄愿放弃前政|府与中国所订各条约；将由侵略所得的土地和租界无偿交还中国。但中国须履行不助反革命党并停止其在中国境内的活动、解除其武装并于订约时交还俄政|府的条件。
除此之外都没有任何交还中东路的话----这是苏俄政|府留下的一个楔子，意在将来合适的时候重谈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范围。
张汉卿心知肚明，但要尽快消除北方的不稳定因素，且认为目前自己已经在实质上取得了占有权，在国家力量还不雄厚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争执这种场面上的东西。
因为旧俄力量退出哈尔滨，东北自治政|府取得了哈尔滨海关的控制权。在今天，由于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南方，感觉不到它的重要性；但在当时，哈尔滨海关可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并不逊于上海天津等地。
奉系取得中东路，是一大财源；取得哈尔滨海关，则是另一重要的摇钱树。要想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北洋诸军阀中脱颖而出并按照老张小张的雄心入主北京和统一全国，没有这种雄厚的财力支撑是不可想象的。东北经济发展的计划及第一桶金，正是从这里掘出。